《金匮要略》是中医经典古籍之一,撰于3世纪初,作者原撰《伤寒杂病论》十六卷中的“杂病”部分。经晋王叔和整理后,其古传本之一名《金匮玉函要略方》,共3卷上卷为辨伤寒,重卷则论杂病,下卷记在药方。后北宋校正医书局林艺等人根据当时所存的蠹简文字重予编校,取其中以杂病为主的内容,仍厘订为3卷,改名《金匮要略方论》.全书共25篇,方剂262首,列举病症六十余种。所述病证以内科杂病为主,兼有部分外科妇产科等病证。
《金匮要略》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诊治杂病的专著,是仲景创造辨证理论的代表作。古今医家对此书推崇备至,称之为方书之祖,医方之经、治疗杂病的典范。书名“金匮”,言其重要和珍贵之意,“要略”,言其简明扼要之意,表明本书内容精要,价值珍贵,应当慎重保藏和应用。
《金匮要略》被古今医家赞誉为方书之祖、医方之经,治疗杂病的典范,该书已经由学苑出版社编辑出版并发行。
张仲景从小嗜好医学,“博通群书,潜乐道术。”当他十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他的同乡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曾经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何颙别传》)。后来,张仲景果真成了良医,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关,但主要是他热爱医药专业,善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结果。年轻时曾跟同郡张伯祖学医。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医名大振,成为中国医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医学家。
他是处在动乱的东汉末年,连年混战,“民弃农业”,都市田庄多成荒野,人民颠沛流离,饥寒困顿。各地连续爆发瘟疫,尤其是洛阳、南阳,会稽(绍兴)疫情严重。“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对这种悲痛的惨景,张仲景目击心伤。据载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十年内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于传染病,其中伤寒病占百分之七十。“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伤寒论》自序)。于是,他发愤研究医学,立志做个能解脱人民疾苦的医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伤寒论》自序)。当时,在他的宗族中有个人叫张伯祖,是个极有声望的医生。张仲景为了学习医学,就去拜他做老师。张伯祖见他聪明好学,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就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而张仲景竟尽得其传。何颙在《襄阳府志》一书中曾赞叹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
张仲景刻苦学习《内经》,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的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辩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伤寒杂病论》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身”,表现了仲景作为医学大家的仁心仁德,后人尊称他为“医宗之圣”。
每观华佗凡所疗病,多尚奇怪,不合圣人之经,臣奇谓活人者,必仲景之书也。大哉炎农圣法,属我盛旦,恭惟主上,丕承大统,抚育元元。颁行方书,拯济疾苦,使和气盈溢,而万物莫不尽和矣。
太子右赞善大夫臣高保衡、尚书都官员外郎臣孙奇、尚书司封郎中充秘阁校理臣林亿等传上。
张仲景看到百姓对他非常信任,在医术上更加精益求精,不断探索。他大量采集民间验方,进行认真研究。有时甚至不畏路途遥远,拜师取经。有一次他听说襄阳城里同济堂有个绰号“王神仙”的名医,对治疗扼背疮很有经验。他立即带着行李,长途跋涉几百里,去拜“王神仙”为师。对“王神仙”在药性、医道各方面的独到之处都用心学习研究,获益很大。
虽然张仲景的医术非常高超,但有些病他也不能医治。俗话说,“大兵之后,必有灾年”。东汉末年,战乱频繁,不断的战争导致瘟疫流行。建安年间,瘟疫大流行,前后达5次之多,使很多人丧生,一些市镇变成了空城,其中尤以死于伤寒病的人最多。如张仲景的家族,原来有200多人,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病。一些庸医便趁火打劫,不给病人认真诊脉,
“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和病人相对片刻,便开方抓药,只知道赚昧心钱。更多的人,虽师承名医,却不思进取,因循守旧,不精心研究医方、医术,以解救百姓的病痛,而是竞相追逐权势荣耀,忘记了自己的本分。张仲景对这些人非常气愤,痛加斥责,他决心要控制瘟疫的流行,根治伤寒病。从此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刻苦研读《素问》、《灵枢》、《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继承《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广泛借鉴其他医家的治疗方法,结合个人临床诊断经验,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并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开始着手撰写《伤寒杂病论》。
这时候,东汉王朝四分五裂,张仲景官不能做,家也难回。于是他就到岭南隐居,专心研究医学,撰写医书。到建安十五年,终于写成了划时代的临床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共十六卷。经后人整理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本书。《伤寒杂病论》系统地概括了“辨证施治”的理论,为中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该书被奉为“方书之祖”,张仲景也被誉为“经方大师”。
张仲景写成该书后仍专心研究医学,直到与世长辞。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天下后的公元285年,张仲景的遗体才被后人运回故乡安葬,并在南阳修建了医圣祠和仲景墓。
《金匮要略》是祖国医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杂病学专著,它奠定了杂病的理论基础和临床规范,具有很高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对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有着重大贡献和深远影响,所以它属于祖国医学的四大经典著作之一,被历代推崇为方书之祖和治疗杂病的典范,林亿谓其“施之于人,其效若神。”[2]
《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是一部以内科杂病为主的临床专著。东汉张仲景撰于三世纪初。仲景原撰《伤寒杂病论》,经西晋王叔和编集后,其古传本之一名《金匮玉函要略方》。北宋校正医书局孙奇、林亿等根据王洙在馆阁中发现的蠹简文字,重新加以整理编校,取其中杂病为主的内容,改名《金匮要略方论》。书中附有一些东汉以后医家的方论。
《金匮要略》3卷25篇,第2篇至22篇介绍以内科杂病为主的多科病证脉治,论述精要,为读者提供了辩证论治及方药配伍的一些基本原则,是我国中医临床医学的奠基著作之一。书中重点论述了内科病证,诸如痉、湿、、百合病、狐惑病、阴阳毒、疟病、中风历节、血痹、虚劳、肺痈、咳嗽上气、奔豚气、胸痹、心痛、短气、腹满、寒疝、宿食、风寒积聚、痰饮、消渴、小便不利、淋病、水气、黄疸、惊悸、吐血、下血、胸满、吐血、呕吐哕、下利等40多种。同时还论述外科、伤科如痈肿、肠痈、浸淫疮、刀斧伤等病证。此外,设有女科病证的专篇论述。该书以疾病分篇,论述每种病证的不同症型和不同阶段的治疗,以及"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临床实践,便于后世业医者分析比较,学习掌握治疗中的圆机活法。此外,书中另有脏腑经络病脉,摄生养慎以及饮食卫生、饮食禁忌和食物中毒的防治等论述。
《金匮要略》总结了东汉以前的丰富诊疗经验,当时对多种疾病的病因认识,已明确地归纳为三大类,并将体虚感受外邪、从经络传入脏腑(所谓"内所因")列于发病的首位。重视四诊合参,以脏腑经络为辨证重点,结合营卫气血、阳阴五行等理论。在论治方面,重视预防和早期治疗,所谓"上工治未病"。强调在治病时必须照顾整体,调整脏腑功能。
《金匮要略》共收集方剂262首,方剂的特点和《伤寒论》方一样,所收载的大部分方剂,确有较高的疗效,如大柴胡汤、泻心汤、大建中汤、黄芪建中汤、防己黄芪汤、防己茯苓汤、鳖甲煎丸、当归生姜羊肉汤、半夏厚朴汤、厚朴七物汤、茵陈蒿汤、茵陈五苓散、甘麦大枣、酸枣仁汤、肾气丸、麦门冬汤、葶苈大枣泻肺汤、黄土汤、枳术汤、括萎薤白白酒汤、桂枝茯苓丸、温经汤、胶艾汤、大黄牡丹汤、薏苡附子败酱散、白头翁汤、苓桂术甘汤、十枣汤等方,均广泛地应用于临床。由于所载方剂具有药味精炼、配伍严密、主治明确的特点,被后世誉为"众方之祖",或称之为"经方",后世方剂学发展的重要依据。
《金匮要略》除汤、丸、散剂内服和针灸治疗外,还载述了温熨、坐约、烙法、洗浴法、药摩、鼻内用药、吹耳、灌耳、浸足等外治法,为临床治疗学和保健卫生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书记载的若干急救卒死治法,特别是对自缢,书中生动地记述了如何用人工呼吸配合药疗、食疗、按摩、吹耳外治等综合治疗措施进行抢救,操作规程符合科学性。
《金匮要略》自北宋刊行后,历代均有刻本传世。其中常见的有明代赵开美刻本。历代注释和研究《金匮要略》的著作亦颇多,但远远不如《伤寒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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