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是一部论述传染病与内科杂病为主要内容的典籍，东汉张仲景约撰成于公元2世纪末3世纪初。该书编成后不久，晋王叔和析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经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刊，历代刻印数10次而流传至今，对中医学治疗急慢性传染病、流行病以及内科杂病等理论和技术的发展，曾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在几千来中医学发展过程中，《伤寒杂病论》一直指导着医家的临床实践，受到了极高的崇奉。^[1]

《伤寒杂病论》

东汉末张仲景所撰《伤寒杂病论》16卷，后经晋代王叔和整理，将其中有关伤寒证治等原文重予编纂，北宋治平二年(1065)复经校正医书局孙奇、林亿等加以校订，成为当时《伤寒杂病论》之通行本。其内容大致包括辨伤寒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脉证并治，以及“平脉法”、“辨脉法”、“伤寒例”(此三篇多数学者认为系王叔和编写，非仲景手撰)、辨痉湿暍、辨霍乱病、辨阴阳易差后劳复脉证并治等；还介绍了汗、吐、下等治法的应用范围及其禁忌。全书以辨六经病脉证和治疗为主体内容。作为临床医学典籍，《伤寒杂病论》记述了113方(其中禹余粮丸单有六名，故实缺一方)。内容以六经辨证为纲，方剂辨证为法。其代表性的治疗方剂则有桂枝汤、麻黄汤、白虎汤、承气汤、柴胡汤、四逆汤、真武汤、理中丸、乌梅丸等方，并列述了各方的方药组成、用法及主治病证。

从《伤寒杂病论》序言中可知，作者张仲景因其宗族中大半死于伤寒，遂“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在诊断上融会了四诊(望、闻、问、切)、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对伤寒各证型、各阶段的辨脉、审证大法和用药规律以条文的形式作了较全面的阐析。《伤寒杂病论》运用精细的辨证思路和方法，并据较规范化的诊疗原则确立治法，这就是后世所说的辨证论治。这一先进的诊疗思想，成为后学者在诊疗过程中必须遵循的诊治原则，体现了中医学具有独特而完整的医疗体系。

在治法上，此书以内服方法为主。从方药治疗的药性分析，已概括了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或单用、或数法结合应用、或分阶段论治，方治灵活而法度谨严。张仲景所博采或个人拟制的方剂精于选药、讲究配伍、主治明确、效验卓著，后世尊之为“经方”，誉为“众方之祖”。这些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验证，为中医方剂治疗提供了发展的基础。

《伤寒杂病论》

公元3世纪初，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凝聚毕生心血，写就《伤寒杂病论》一书。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该书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在纸张尚未大量使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的年代，这本书很可能写在竹简上。

219年，张仲景去世。失去了作者的庇护，《伤寒杂病论》开始了它在人世间的旅行。在那个年代，书籍的传播只能靠一份份手抄，流传开来十分艰难。

时光到了晋朝，《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这位名叫王叔和的太医令在偶然的机会中见到了这本书。书已是断简残章，王叔和读着这本断断续续的奇书，兴奋难耐。利用太医令的身份，他全力搜集《伤寒杂病论》的各种抄本，并最终找全了关于伤寒的部分，并加以整理，命名为《伤寒论》。《伤寒论》著论22篇，记述了397条治法，载方113首，总计5万余字，但《伤寒杂病论》中杂病部分没了踪迹。王叔和的功劳，用清代名医徐大椿的话说，就是“苟无叔和，焉有此书”。

王叔和与张仲景的渊源颇深，不但为他整理了医书，还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关于张仲景的文字记载。王叔和在《脉经》序里说：“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之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

之后，该书逐渐在民间流传，并受到医家推崇。南北朝名医陶弘景曾说：“惟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可以想像，这部奠基性、高峰性的著作让人认识了它的著作者，并把著作者推向医圣的崇高地位。

张仲景去世800年后的宋代，是《伤寒杂病论》焕发青春的一个朝代。宋仁宗时，一个名叫王洙的翰林学士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了一本“蠹简”，被虫蛀了的竹简，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论》。这本书一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似，另一部分，是论述杂病的。后来，名医林亿、孙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伤寒论》时，将之与《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对照，知为仲景所著，乃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金匮要略》共计25篇，载方262首。至此，《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几个关键人物全部出场了。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在宋代都得到了校订和发行，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宋代校订本。除重复的药方外，两本书共载药方269个，使用药物214味，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这两本书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并称为“中医四大经典”——四部经典，张仲景一人就占了两部。（另有一种说法，中医四大经典为《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业医者必修的经典著作，历代医家对之推崇备至，赞誉有加，至今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仍是中医学习的源泉。去年非典期间，该书和张仲景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在西医是不可想像的，因为，不可能有哪本19世纪的解剖学著作可以作为今天的教科书，现在西医的治疗也不可能到几百年前的老祖先那里找根据。

在这部著作中，张仲景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

《伤寒杂病论》成书近2000年的时间里，一直拥有很强的生命力，它被公认为中国医学方书的鼻祖，并被学术界誉为讲究辩证论治而又自成一家的最有影响的临床经典著作。书中所列药方，大都配伍精当，有不少已经现代科学证实，后世医家按法施用，每能取得很好疗效。历史上曾有四五百位学者对其理论方药进行探索，留下了近千种专著、专论，从而形成了中医学术史上甚为辉煌独特的伤寒学派。据统计，截至2002年，光是为研究《伤寒杂病论》而出版的书就近2000种。

《伤寒杂病论》不仅成为我国历代医家必读之书，而且还广泛流传到海外，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特别在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到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在日本一些著名的中药制药工厂中，伤寒方一般占到60%以上。

据有关记载，除《伤寒杂病论》外，张仲景尚著有如下著作：《张仲景疗妇人方》二卷；《张仲景方》十五卷；《张仲景口齿论》；《张仲景评病要方》一卷等等。上述各种书目，可能是《伤寒杂病论》分解出来的部分内容的单行本，未必是另有所述。^[2]

《伤寒杂病论》

中国传统的临床医学都一致推崇《伤寒杂病论》，应该说这部经典名著，奠定了各科临床坚实的基础。清初，中医名家张志聪《伤寒论集注》则将《内经》、《本经》(指《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四种医学典籍比喻为儒家的“四书”。由于仲景著述突出诊疗、方治，宋代研究伤寒学说的名家严器之称仲景书为“众方之祖”，金代成无己《伤寒明理论》评述仲景著作“最为众方之祖。”金代李东垣《内外伤辨惑论》则誉之为“群方之祖。”清初喻昌《尚论篇》对仲景方也明确认为是“众方之宗，群方之祖。”清代汪琥《伤寒论后条辨》又誉之为“方书之祖”。清代著名伤寒名家柯琴(《伤寒来苏集》作者)郑重指出，学医者不读仲景书，则“不可以为医”。由此可见《伤寒杂病论》的特殊重要性。

再者，仲圣方是两大类治疗方剂（指“经方”与“时方”）中“经方”的重要代表。作为“经方”，其主要特点是在重视实效的基础上，力求方剂主治与药物配伍精审、规范，使医者在诊疗时易于掌握方剂中主药、辅佐药、引经药之间的协调配伍。汉代以后，“时方”的大量涌现，实际上也是在“经方”基础上的变化与发展。有些“时方”，多达数十味，后世医家很难确知其方药配伍的“君、臣、佐、使”。因此，对于仲景方（“经方”）所具有的代表性，研究价值和临床实用性，医者必须加深认识。

方药施治，是临床疗效的重要保证。临床医学基础包含“八纲”、“八法”、“七方”、“十剂”等说。所谓“八纲”，指辨证中的“阴、阳、表、里、虚、实、寒、热”，中医辨证中的八个基本纲领。“八法”指“汗、吐、下、和、温、清、补、消”主要治法。“七方”为“大、小、缓、急、奇、偶、复”七种方药配伍、组成。“十剂”指“宣、通、补、泄、轻、重、滑、涩、燥、湿”十种药剂功用分类法。这些属于中医基础临床多方面内容，在《伤寒杂病论》近400个方剂中，均可获得明显的体现，后世医学誉之为“经方”的代表，临床医学虽不断有所发展、创新，但基本上难以超越上述所论治法之范畴。

张仲景是东汉名家张伯祖的入室弟子，宋·孙奇等整理《仲景全书》时指出：仲景虽受业于同郡(河南南阳)张伯祖，而“识用精微过其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历史上公认的。至于《伤寒杂病论》的方源，晋代《针灸甲乙经·皇甫谧序》指出：“仲景本伊尹(伊尹曾著《汤液经法》，此书早佚)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成无己《伤寒明理论》亦有类似的载述。可见《伤寒杂病论》体现了仲景最基本的治疗术理和方法。他在治学方面，主张“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仲景方作为伊尹方、神农方药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从方药治病总的趋势而言，《伤寒杂病论》为后世提供了不可逾越的规范，医者人人必当遵循。

中医界共知，仲景著作为后世医学奠立了坚实而广泛的基础。比如说《伤寒论》将“伤寒”病分为“六经”病予以辨证并分证治疗。明代王肯堂《伤寒准绳》曾说：“仲景之法，凡云太阳病者，皆谓脉浮，头项强痛、恶寒也；凡云阳明病者，皆谓胃家实也；凡云少阳病者，皆谓口苦、咽干、目眩也；凡谓太阴病者，皆谓腹满、时痛，泻利；凡曰少阴病者，皆谓脉微细，但欲寐也；凡云厥阴病者，皆谓气上撞心，病吐蛔也。”这就指导读者在六经辨证中如何抓住证脉重点，将不同的病程阶段、病位、证候的伤寒六经病，予以分别施治。

在《金匮要略》中，仲景论述的病证很多，他在辨证方面，给后世以很大的启示。如该书根据“狐惑”病不同的症候，分别用汤药及外治的熏法、洗法治疗，并明确指出：“蚀于喉为惑，蚀于阴(阴指生殖器部)为狐。”在阐论“痉病”，症状以项背强急、口噤，四肢抽搐，甚则角弓反张为主)时，又根据证候特征的不同，分之为“刚痉”、“柔痉”二种。痉病在“太阳病”中多见，仲景说，如果证兼“发热无汗，反恶寒者”为“刚痉”；如果是“发热汗出而不恶寒”，则称之为“柔痉”，通过这样的辨证以指导不同证型的治法。又如书中将疟疾分为瘅疟、温疟、牡疟、疟母等不同的证型，并根据疟疾不同的病名，各自列出针对性的方治。对于“虚劳”病，根据辨证患者的临床表现，分别用小建中汤、八味肾气丸、黄芪建中汤、薯蓣丸、酸枣汤及大黄 虫丸等治疗。又如治疗“痰饮”病，仲圣分之为悬饮(胸膜积液)、溢饮、支饮、伏饮、肺饮等，分别予以辨证处方。水肿(仲景称之为“水气”病)作为是常见多发病，《金匮》分之为风水、皮水、正水、里水、黄汗等，并据临床上各种不同的证型，予以分别论治。再者，根据水肿病部位的差异，提示了后世医家广泛遵循的治则，即“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对于黄疸病，则分之为谷疸、女劳疸、酒疸、黑疸等，提示黄疸病因、病机、症候的不同，在辨证中予以分别论治。而同样是“便血”，仲景指出：“下血，先便后血，此远血也，黄土汤主之。”“下血，先血后便，此近血也，赤小豆当归散主之。”以上只是将仲景突出辨证论治的思想予以举例说明，后世临床医学(包括临床各科)的辨证分型，均源自《伤寒杂病论》而有所变化与发展。我们过去所见《伤寒论》、《金匮要略》注家中，清代沈明宗分析伤寒辨证，以细致、全面著称，他所撰《伤寒六经辨证治法》对清以后仲景学说研究者，具有很大的影响。

中医药界，对仲圣在辨证论治方面的杰出贡献，都一致推崇、遵循，指导我们学习、掌握辨证治病。我在通读全书，认真思考、分析和积数十年诊疗学术经验后，对仲圣也十分重视辨病论治及运用“通治方”治病，提高了认识。张仲景的辨病论治，在《金匮要略》中有较多的阐论。举例而言，《金匮》治黄疸病，仲景说：“诸黄，猪膏发煎主之。”“诸黄，腹痛而呕者，宜柴胡汤(指小柴胡汤)。所谓“诸黄”，指的是各种黄疸，其中并无辨证、分型的涵义。又如在《金匮·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中，有“诸呕，谷不得下者，小半夏汤主之。”也就是说，各种病因所致的呕吐，均可用小半夏汤作为辨病的“通治方”施治。对于外科“金疮”病(指由金属器刃损伤肢体，包括伤后感染溃烂成疮)，仲景曰：“病金疮，王不留行散主之。”这与后世外科专著中所论金疮相比，仲景突出辨病论治及运用通治方的特色相当鲜明。

张仲景对妇产科病证，颇多阐介辨病论治及通治方。如“妇人怀妊，腹中痛，当归芍药散主之。”“妇人脏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甘麦大枣汤主之。”仲景又说：“产后腹中绞痛，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同篇又说妊娠水肿用“葵子茯苓散”通治。在《金匮·妇人杂病脉证》中，仲景说：“妇人诸风疾及腹中血气刺痛，红蓝花酒主之。”

以上“辨病论治”的学验特色十分显著。可见仲景对各种病证，根据辨证后的多种病 名和具体症情，或突出辨证论治，也适当运用辨病论治，使读者易于掌握应用。这种辨证论治结合辨病论治(包括通治方的拟定与治疗)，体现治疗大法中的“圆机活法”，值得我们认真钻研、实践。

须予提出的是，张仲景在妇女医疗保健方面，十分注意“通治方”的运用。他说：“妇人妊娠，宜常服当归散主之。”又说：“妊娠养胎，白术散主之。”(《金匮·妇人妊娠病脉证》)以上两条，说明妊妇并无病证，但当归散与白术散二方的保健作用相当鲜明，迄今仍被医者所尊崇，也体现了仲圣“上工治未病”的诊疗特色。

在世界传统医学中，中医药学的领先水平是国际公认的。我国传统医学的“高水平”，主要反映于早期的经典医著。如偏重于学术理论的《内经》、《难经》和以临床医学为主的《伤寒杂病论》。这些我国早期的具有代表性名著，迄今仍被视为是必读之经典。仲圣在序言中也明确表白他是参阅了《内经》、《难经》等书，撰成了《伤寒杂病论》的。如《内经》“上工治未病”思想，仲圣对此，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发挥。他在《金匮·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中说：“……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王(王，义同旺)不受邪。”这在五脏辨证中，向读者提示“治未病”的具体方法，其医学诊疗水平之高，在于掌握了疾病发展的规律，采取预先防治的措施。

至于治疗禁忌，张仲景在论述多种病证时，颇多经验之谈，如《金匮要略》强调“衄家不可汗，汗出必额上陷，脉紧急，直视不能峋，不得眠。”等，凡此都能说明《伤寒杂病论》临床奠基的高水平。^[3]

张仲景

张仲景，名机，据传当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县）人，约生于东汉和平元年（公元一五○年），卒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张仲景自小好学深思，“博通群书，潜乐道术。”当他十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他的同乡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曾经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何颙别传》）。

东汉末年，连年混战，各地连续爆发瘟疫，张仲景目击心伤。“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伤寒杂病论》自序）。于是发愤研究医学。“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伤寒杂病论》自序）。张仲景为了学习医学，就去拜宗族中张伯祖做老师，竟尽得其传。何颙在《襄阳府志》一书中曾赞叹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

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 他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实践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他还对前人留下来的“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新见解。

《伤寒杂病论》的养生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天人相应的整体观

《伤寒杂病论》

是张仲景养生学的基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正如《伤寒杂病论·自序》“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之语所云，仲景之学。是在继承了《内》、《难》学术思想的基础之上而形成的。因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张仲景便自然地以《内经》天人相应的整体观作为指导思想，并且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曾指出：“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见《伤寒论·自序》），“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见《金匾要略方论.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这些生动的描述，就很清楚他说明，人类生活在自然界，并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人类只有顺应自然界气候的发展变化，才能得以生存，保持健康。由此可见，天人相应的整体观是仲景养生学的基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

（2）防病、抗病重视保津液。

津液之所以能防病、抗病，首先表现在津液具有固护机体、防御病邪的功能。如仲景在揭示太阳病转入阳明的机理时，一再重申亡津液是其关键条件：“太阳病若发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干燥，因转属阳明。”正是其例。何以亡津液会导致病转阳明？因为律液乃阳明经的主要正气，津液充则阳明固，邪不可干；津液亡则阳明虚，邪气便可轻易陷入。

津液之所以能防病、抗病，其次表现在津液能驱逐病邪，削弱病势上。如“阳明病，发热汗出者，此为热越。”这里的热越，即言热邪发越于外。津液充沛，阳气畅运则汗出越邪，邪越则病顺。故“阳明病，法多汗”，而津亏则无汗，邪不得出，其病为逆。又如温热病中小便常短赤灼热，因为人要通过小便排邪。热邪一除，小便即转清利。“小便利，色白者，此热除也。”故临床可视小便断吉凶。“小便利者，其人可治”。因小便不仅显示人体津液虚实情况，而且还能反应前阴这条驱邪途径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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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液所以能防病、抗病，还可体现在津液能调整由病邪所致的功能失调并修复损伤。如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这是因为津液得到了补充。若津液郁滞不行，其调和作用也难以顺利发挥。

由上可知，津液抗病作用及津液抗病思想在《伤寒杂病论》中有充分反映。人们要想不得病或少得病，必须重视保护体内的津液。如张景岳说：“五液充，则形体赖而强壮。”人若津液不充，则筋枯髓减，皮槁毛脆，脏腑虚弱，即易为病邪所害。

（3）重视用饮食防病、治病。

《伤寒杂病论》中的饮食药物系指既可食用，又能防治疾病的动植物及其加工品。据统计，在《伤寒杂病论》112方中，一共使用饮食药物17种，计有大枣、生姜、干姜、香豉、粳米、葱白、蜂蜜、赤小豆、猪胆汁、蜀椒、乌梅、猪肤、鸡子黄、鸡子（去黄）、饴糖、苦酒、清酒。这些饮食药物遍及81个方剂，占全书方剂总数的72．32％。其中还有不少纯以饮食药物命名的方剂，如十枣汤，猪肤汤等6方，加上药食合名的方剂（如干姜附子汤）共24方，占全书的21．43％。由此可见，仲景对食疗是十分重视的，并已使其成为其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4）时时刻刻注意保胃气。

仲景认为，机体的功能与胃气的充沛与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有赖于胃气的化生，治疗疾病的药物也需中焦受气取汁以发挥疗效。为此，他不仅重视脾胃阳气的一面，也注意到了脾胃阴液的一面。《伤寒杂病论》六经病证的治则，总的说来，不外祛邪与扶正两方面，在具体运用上，实际包括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仲景于八法中，均不忘“保胃气”，如汗法的桂枝汤，用草、枣调补中焦，保护胃气。下法的调胃承气汤，用甘草缓急和中。补法的炙甘草汤，以甘草、大枣补益脾胃。困苦寒清热药易伤人胃气，则加入粳米。甘草调补胃气。

《伤寒杂病论》

对偶原本是古代文学中常用的一种修辞法。在《伤寒杂病论》中，仲景面对复杂的病情，常把不同或相反但具有可比性证候放在一起进行对偶分析，以探求其内在规律及相互关系。在阐述病机、辨证、处方用药等方面，对偶统一的思维规律是《伤寒杂病论》的特色之一。

1、阴阳的对偶统一

“阴阳”这一概念本身即体现了对偶统一观。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云“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即是明证。仲景“撰用《素问》、《九卷》……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亦继承了《内经》这一规律。《伤寒杂病论》中，仲景用阴阳属性相反的证候进行对偶分析，来确定疾病的阴阳性质。如“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7条）。“发热恶寒”是指外邪侵犯人体，正气不衰，正邪交争，病情呈亢奋状态。如太阳病发热恶寒、少阳病往来寒热、阳明病但热不寒（初期暂有恶寒），故邪在三阳多为正盛邪实，以发热为特点。“无热恶寒”是病在三阴，正气不足。如太阴脾虚湿盛，少阴心肾阳虚，厥阴虚寒致厥，均不发热，而恶寒显著。因此，用寒热辨阴阳具有特征性。承第7条之意，论中131条进一步阐述了痞的成因及结胸的证治：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而反下之，则表中阳邪入里，结于胸中为结胸；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而反下之，表中之阴邪入里，结于心下为痞。即“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

疾病既然是阴阳对立双方的力量失衡，则立法处方的目的旨在调和阴阳，使其阴平阳秘。《伤寒杂病论》中的立法组方，也处处体现了协调阴阳的对偶统一观。如白虎、承气为治阳明热盛津伤之方，理中、四逆为治阴盛阳衰之剂。同时论中的每一方中又往往寓有阴阳二义，如桂枝汤中桂枝和白芍，桂枝辛温以助阳，芍药酸甘以养阴，互相资助而阴平阳秘，其病乃治。《伤寒杂病论》中所用阴阳对偶统一的辩证法思想，由此可见一斑。

2、表里的对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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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里的对偶统一指对表里定位相反的几个类似证进行比较鉴别。如“病人烦热，汗出则解，又如疟状，日晡所发热者，属阳明也。脉实者，宜下之；脉浮虚者，宜发汗。”(240条）。“脉实”说明病在里，阳明里实证已形成。“脉浮虚”说明在表，阳明中风表邪未解。如不比较鉴别，见发热恶寒便认为是表证而妄用汗法，见潮热皆认为里证而滥用攻法，以致误治变证从生。

但就表证而言，有偏于风寒的中风、伤寒，有偏于风热的温病。一个治疗风邪在经，太阳经气不利；另一个治疗寒邪在经，太阳经气不利。而就太阳经气不利来说，有桂枝加葛根汤证主治项背强，伴有汗出恶风寒，亦有葛根汤主治项背强，伴无汗出恶风寒。

又如附子汤证与真武汤证的比较。仲景用附子汤论治肾阳虚损，寒湿凝滞肌肤所致的身疼痛证，亦称阳虚身痛证。方中人参和附子同用，助元阳、益元气；合白术、茯苓燥湿，利湿，祛肌表寒湿邪气；以芍药缓急止痛。仲景以真武汤治疗少阴病阳虚水犯证，表现为“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方中以辛热之附子，温经回阳以散寒水；辅以白术温运脾气，补土以制水；茯苓淡渗，协白术以利水；生姜辛温，配附子扶阳消阴以散水邪；芍药活血脉，利小便，且能制姜、附之辛燥，使之温经散寒而不伤阴；诸药合用，相辅相成，可谓有制之师。由上可知，两方均治肾阳虚，一个是阳虚外有寒湿，一个是阳虚里有寒水。故附子汤和真武汤实为一对表里对偶方。

3、虚实的对偶统一

《伤寒杂病论》

虚实的对偶统一指对几个类似相对的证候进行比较，以别病之虚实。如“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发汗后，恶寒者，虚故也；不恶寒，但热者，实也……”，此二条同有“发汗后”，但由于病人体质不同，致病机有虚实之分。汗后恶寒，多属少阴虚寒；不恶寒，但热者，多属阳明实热证。另外仲景在论治“腹满”时云：“腹满不减，减不足言，当下之，宜服大承气汤。”同时又曰：“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硬”，“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即以对偶统一的手法论述了腹满的虚实证治。“本太阳病，医反下之，因而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药汤主之。”本太阳病，误用下法而致太阳表邪内陷太阴脾经，气血失和。气不利则满，血不和则痛，“因而腹满实痛者”，故用桂枝加芍药汤来疏通经脉，和里缓急；本证若往虚的方面发展，气血两虚，筋脉失养，而致腹中急痛，仲景以小建中汤健脾补虚，缓急止痛。太阴之邪若是外薄阳明，即太阴脾阳逐渐恢复，太阴湿浊不化，郁积过久，从阳明燥化而现大便干燥、腹痛，而且疼痛拒按，仲景称之为“大实痛”，以桂枝加大黄汤主之。小建中汤治太阴脾经的虚证，桂枝加大黄汤治太阴脾经的实证，这正是虚实的对偶统一。

柴胡桂枝干姜汤证主治“伤寒五六日，已发汗而复下之，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者”。太阳之邪传入少阳，故胸胁满闷。由于误下之后，挫伤中焦，气机不畅，气化不利，三焦水道不畅则见小便不利；气不化津，津不上承，则见口渴。伤寒大家刘渡舟教授谓：“根据本方的药理作用和临床实践，用之治疗少阳病而兼太阴脾家虚寒的证候，确为对证之方。”而大柴胡汤主治“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者”，邪热不解，内并阳明，热壅于胃。胃气上逆而致“心下急”，即胃脘部或胀满之极、或疼痛之极、或拘急紧张之极而不可耐之谓，乃阳明胃热结聚之兆。由此可见，柴胡桂枝干姜汤治疗少阳病兼有脾家虚寒与大柴胡汤治疗少阳病而兼阳明胃家热实的证候相对偶，恰有寒热虚实对照鉴别之意。

4、寒热的对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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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机方面，如：“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下利，欲饮水者，以其有热故也……”。以“不渴”和“欲饮水”为辨证要点，鉴别寒热病证。前条太阴下利脾藏虚寒兼湿邪，故“自利不渴”，而373条和371条的“热利下重者”为前后补述热利证治，病位在肠，病机与肝有关，肝热迫肠，湿热熏蒸，损经脉，下脓血，渴欲饮水，属里热伤津之故。但“下利口渴”也有寒热虚实之别。如：“自利而渴者，属少阴也……”(282条）。病机为肾阳虚衰，火不生土，水谷不化，津液无以上承，故而口渴，又可以小便清白如水而辨之。又如对疾病的寒热真假鉴别时，“病人身大热，反欲近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此条通过病人喜恶之情和体表寒热的比较，以辨真假寒热，并从寒热真假疑似的辨析中以决生死。

在论治方面，大青龙汤见于《伤寒杂病论》第38条、39条，是治疗“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的主方。其39条“伤寒脉浮缓，身不痛但重，乍有轻时”则是治疗溢饮在表的变法。小青龙汤见于《伤寒杂病论》第40条、41条，是治疗“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的方剂，其主证为“咳而微喘，发热不渴”和“干呕，发热而咳”。两方均以青龙来命名。大青龙汤为外有表寒，里有郁热，即外有寒而里有火；小青龙汤是外有表寒，里有水饮，即外有寒而里有水；故大小青龙汤亦体现对偶统一观。另外张仲景在论治“邪热利”时，有寒利和热利之辨：葛根芩连汤主治“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此乃里热下利，兼有表证的二方皆治“协热利”，但有寒热虚实之异样，又是仲景对偶统一思想的明证。

《伤寒杂病论》中，可发汗与不可汗，可下与不可下等篇，单从篇名而言，就体现了仲景的对偶统一观。《伤寒杂病论》对偶统一的思维理念能够针对广泛的临床病证进行比较分析，是辨证论治的一种重要逻辑学方法，对提高临床辨证水平以及理解仲景汤方命名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伤寒杂病论》中所用药物非常广泛，以《伤寒杂病论》所用112方与93味药来看，有扶正祛邪免疫作用的人参、黄芪、白术、云苓、当归、甘草、大枣等药物的条文不下上百条。在其所载扶正祛邪药物中，多有增强免疫机能、调理脏腑、补养气血的作用。现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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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能鼓舞正气，增强机体免疫力而增强抗病能力。《本经》用人参的条文68条，如桂枝人参汤用于扶正祛邪，增强机体免疫力。

黄芪：可增强病毒诱生干扰素的能力，并能通过促进细胞体液免疫反应，增强吞噬功能。《本经》用黄芪条文11条，如黄芪桂枝汤，就是增强机体免疫力，扶正祛邪的方剂之一。

甘草：《伤寒杂病论》用甘草69次。实验证明，甘草有抗变态反应作用，能延长移植组织的存活时间，对枯草杆菌“一淀粉酶免疫小鼠的抗体产生有抑制作用，甘草所含的LH作用于T细胞，有促进免疫作用。

大枣：《伤寒杂病论》用大枣40次，也是在《本论》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种药物，药理研究其含大量AMP样物质，人口服时末梢血浆及白细胞内的CAMP含量均明显上升。免疫学认为，免疫反应与分子生物学中的CAMP和CGMP有关，故大枣对免疫功能有重要影响。

运用较广的其它药物如芍药、附子、桂枝、白术、茯苓、麦冬、猪苓等，均不同程度地显示了促进免疫，从而祛除邪气。

 《伤寒杂病论》虽是以伤寒证治为主，但书中所贯串的辨证论治精神以及方治中的六经大法，于各科临床均有指导意义。《伤寒杂病论》刊行后流传极广，具有广泛的国内外影响。

《伤寒杂病论》流传谱系图

历代研究《伤寒论》并有著作流传至今者约700家，但就其学术思想和特点而归纳之约有三个学派。或有认为有三纲重订与维护旧论两大阵营，或谓可分作三纲编次派、维护旧论派、以方类证派与以法类证派等四个体系者。

目前学术界大多认为二个学派或三个体系比较符合实际。一派以明力有执为代表，他们认为：《伤寒论》编始虽由于(王)叔和，而源流已远，中间时异世殊，不无蠹残人弊。强调必须考订重加编次，以求恢复仲景之本意。阐发方氏者有喻昌、沈明宗、张璐、吴仪洛……等。世称之为重订派。

一派以张遂辰、张志聪为代表，他们确信宋本《伤寒论》皆仲景原文，反对断简残篇的观点，批评重订派是举一废百，反失仲景心法。世称之为维护派。一派以柯琴、徐大椿为代表，主张重视《伤寒论》中之方证，认为六经之中是以辨症为主的，故命其代表作为《伤寒类方》。应当说以上三个学派分别对发展张仲景伤寒学说，提高传染病、流行病等治愈率作出了贡献，但同时也各有其立论之偏颇者。

1、著名注本：

金代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也是最早的注本)；明代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张遂辰《张卿子伤寒论》；清代喻嘉言《尚论篇》，柯韵伯《伤寒论注》，汪琥《伤寒论辨证广注》，张志聪《伤寒论集注》，张锡驹《伤寒论直解》，周扬俊《伤寒论三注》，钱潢《伤寒溯源集》，魏荔彤《伤寒论本义》，尤在泾《伤寒贯珠集》，吴谦等《订正伤寒论注》，黄元御《伤寒悬解》，陈修园《伤寒论浅注》等。

2、研究性著作：

宋代韩(101)和《伤寒微旨论》，庞安时《伤寒总病论》，朱肱《伤寒类证活人书》，许叔微《许叔微伤寒论著三种》，郭雍《伤寒补亡论》；金代成无己《伤寒明理论》，刘河间《伤寒直格》；明代陶华《伤寒六书》，戈维城《伤寒补天石》，许宏《金镜内台方议》；清代柯韵伯《伤寒论翼》，秦之桢《伤寒大白》，徐大椿《伤寒类方》，陈修园《伤寒医诀串解》、《长沙歌括》等。有关《伤寒杂病论》的现代注、译本，亦不下数十种之多。如曹颖甫《伤寒发微》，陆渊雷《伤寒论今释》，余无言《伤寒论新义》，南京中医学院《伤寒论译释》，中医研究院《伤寒论语译》，刘渡舟等《伤寒挈要》等。国外译本和研究性著作，较著名的如：日本山田正珍《伤寒论集成》，丹波元简《伤寒论辑义》，丹波元坚《伤寒论述义》等。

《伤寒杂病论》刊本很多，国内现存影印明代赵开美校刻本等及多种日刻本，1949年后多次出版影印本、排印本。

《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业医者必修的经典着作，历代医家对之推崇备至，赞誉有加，至今仍是中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仍是中医学习的源泉。在这部着作中，张仲景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

《伤寒杂病论》成书近2000年的时间里，一直拥有很强的生命力，它被公认为中国医学方书的鼻祖，并被学术界誉为讲究辩证论治而又自成一家的最有影响的临床经典着作。书中所列药方，大都配伍精当，有不少已经现代科学证实，后世医家按法施用，每能取得很好疗效。历史上曾有四五百位学者对其理论方药进行探索，留下了近千种专着、专论，从而形成了中医学术史上甚为辉煌独特的伤寒学派。据统计，截至2002年，光是为研究《伤寒杂病论》而出版的书就近2000种。

《伤寒杂病论》不仅成为中国历代医家必读之书，而且还广泛流传到海外，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特别在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到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在日本一些著名的中药制药工厂中，伤寒方一般占到60%以上。日本一些著名中药制药工厂如小太郎、内田、盛剂堂等制药公司出品的中成药（浸出剂）中，伤寒方一般也占60%以上（其中有些很明显是伤寒方的演化方）。可见《伤寒杂病论》在整个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